2005年，當我初次踏上香港的土地，這座城市正處於金融與地產交織的黃金時代。彼時的中環，IPO的喧囂掩蓋了產業結構的單一。作為一名歷經多家上市公司的「新港漂」，我見證了這座城市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輝煌，也目睹了其在數位化浪潮初起時的遲疑。

2019年，我選擇「逆流」回內地投身人工智慧與機械人的創業；2025年我選擇再次回到香港，負責香港規模最大的內地科技企業出海加速器──騰雲加速器。二十年一覺，最大的感悟莫過於「順勢而為」。香港的下半場，不在於重複金融舊夢，而在於如何通過《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》的頂層設計，完成從「金融避風港」到「科創母港」的範式轉移。

捨金融舊夢 走向新型工業化

要實現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」的願景，必須從政策（Policy）、經濟（Economy）、社會（Society）與技術（Technology）四大維度，用「新型工業化」的邏輯重新審視香港。

首先，政策已從「守夜人」轉向「戰略合夥人」。過去香港習慣了「積極不干預」，但《藍圖》明確了政府在引才、引企上的主體責任。從發起100億港元的「產學研1+計劃」到設立「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」，香港正在學習「以投代補」。政府不再僅僅是規則制定者，而是通過共同投資基金成為科技企業的「長期陪跑者」。這種角色轉變，是破局的制度底氣。

其次，經濟正經歷從「脫實向虛」到「新型工業化」的回歸。長期以來，香港製造業佔GDP比例不足1%，這不僅是經濟風險，更是創科生態的斷裂。《藍圖》提出2032年製造業佔比提升至5%的目標，其核心並非重複低端代工，而是依託「AI+機械人」實現高增值生產。香港要利用國際化優勢，吸引內地具備硬實力的科企，把「香港製造」打造為全球高標準、合規化的代名詞。

第三，社會層面亟需實現「人才高地」的結構化流轉。過去中環精英的定義被金融與法律壟斷。當年輕人的夢想不再局限於Banker/Lawyer，而是成為演算法工程師時，香港的動能才真正被啟動。《藍圖》中的留才舉措，本質是讓科創人才在港「落地生根」，讓社會結構從單一依附金融，向多元科技生態演進。

最後，技術正處於從「0到1」向「1到N」的代際跨越。香港5所全球QS排名70強大學的科研實力舉世公認，但轉化一直是短板。2025年的AI應用大爆發是關鍵視窗期：香港不需要捲基礎大模型，而應發揮《藍圖》重點關注的生命健康、人工智慧及先進製造等領域的場景優勢，成為科技落地的最優試驗田。

引硬核科企設出海總部

香港科創的真正破局，在於成為內地科創企業走向世界的「國際總部」與「母港」。

我目前的實踐邏輯是：批量引入內地具備核心技術的科企，在港建設出海總部。內地企業擁有全球領先的供應鏈能力與工程師紅利，而香港則能賦予其全球資本對接、普通法系保障、IP保護及資料跨境流動的獨特溢價。這種「出海總部經濟」的本質，是能力的輸出與信用的背書。

更深層的邏輯是：「香港總部＋海外工業飛地」。未來，一家優秀的AI企業，其研發、財務與決策中心設在香港，利用香港作為「中轉站」；大規模量產則通過「「一帶一路」」沿線的「工業飛地」完成。通過這種方式，香港不僅解決了土地短板，解決科技企業海外生產地證明問題，更能成為大灣區科創能力的「超級路由器」與「智慧控制艙」。

很多人擔心科創會削弱金融中心的地位，這是典型的零和思維。《藍圖》明確提到要利用金融優勢吸引創投資金。事實上，香港最大機遇在於「科創＋資本」的深度融合。

當香港能通過「特專科技公司上市新規」（18C章）等政策，為全球資本提供一批硬核AI標的時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非但不會動搖，反而會因為有「硬科技」支撐而更具韌性。香港應成為人工智慧時代、全球資本風險溢價最低的科創融資樞紐。

「背靠祖國，聯通世界」，這8個字在AI時代有了全新的重量。20年前，我來到香港是為了尋找機會；20年後，我回到香港是為了創造生態。

如果香港能成功轉型為內地科企的「全球出海母港」，並實現「新型工業化」的跨越，那麼這顆東方之珠，必將在下一個20年，迸發出比純金融時代更璀璨、更硬核的光芒。

作者為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創會理事、騰雲香港科創集群加速器總裁

本文刊載於香港《信報財經新聞》2026年3月13日, B4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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